王从圣的博客

摘要：

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基本上有两种维系稳定的方案：一种是君主高踞其上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层级结构中，下级服从上级，最终全国服从君主一人。于是，国家的政治秩序就稳定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最高国家权力不是由一个人行使，而是由不同的人在互相制约平衡中在一定的规则的主导下实现。这就是民主宪政的雏形。困难在于这一平衡状态非常脆弱，极难实现。

那么，是谁能够进入这个相互制约的体系中去？只有国王和贵族有能力、有资格进入。他们是难分伯仲的兄弟，是地产家业相当的财阀。平民过分弱小，也过分分散，通常依附于贵族的势力之下很难独立发挥作用。

无论国家有多大，其权力体系的建立总是由一个小的核心开始的。这个小核心团体内部的关系对于未来国家的权力体系的样式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熟知三国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我们假设刘关张发誓要结义，而在结义的时候约定任何事情按照多数意见办，那就朝着宪政的方向走了。实际情况是，刘备是大哥，最后按照刘备的意见办。由刘备做主，确实反映了我国的传统影响，因为刘备是当朝皇帝的本家，其祖上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当然更可追溯到刘邦。但是我们在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发展的可能性。谁能对刘备构成制约呢？当然是关羽和张飞了，连诸葛亮、赵云恐怕也没有关羽和张飞的制约更为有效，更不用说那些更下级的官员，乃至百姓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宪法的确更像一个契约，是一同打天下或抢劫的哥儿们之间的契约，是势均力敌的世族大户之间的契约。有了宪法或宪政仅仅是第一步，通向民主的路还很漫长，更多时候未达民主既已夭折。但宪政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只有实现宪政，民主才能在世族大户的竞争的狭缝中逐渐成长起来。

正文：

1.民主基于宪政，宪政源于妥协

宪政侧重的是进行政治活动的规则；而民主侧重的则是多数人决定国家政策以及选举领导人的制度。从逻辑上我们不难理解，必须先有了进行政治活动的规则，然后才能确保民主制度的实现。如果国家有一个拥有不受限制权力的人，例如国王，那么就在根本上不会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规则，因为国王的意志就变成了最高的规则。因此，走向宪政民主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排除政治上的绝对权力以后确立一个如何取得权力，如何分配、使用权力的规则。这个规则怎么产生呢？答案只能是妥协。如果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这个规则就没有办法产生。

2.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妥协完善了罗马共和国

公元前510年，罗马贵族联合平民的力量，终于驱逐了塔克文及其家族，继而建立了共和国。罗马共和国实质上是贵族共和国。执政官选自贵族，元老院也为贵族所把持。平民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但他们享受的政治权利是不完全的。在一般情况下，平民不能进入元老院和出任国家高级官职。同样，宗教职务也都被贵族垄断，平民不得染指。贵族实行内部联姻，将自己严格封闭起来。这样，贵族在推翻王政后直接掌握政权，竭力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特权和凌驾于平民之上的阶层，一个排他性的等级。在经济上，贵族大量侵占国家由征服而得来的公有地，平民却得不到公有地的分配。平民中只有少数人由于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大多数平民缺少土地，生活困苦。连年不断的战争，也加重了平民的兵役和赋税负担，致使许多平民负债破产。当时盛行债务奴役制，债务人以自身及其家属人身来抵押，到期不能偿清债务，债主有权拘禁抵债者，甚至处死债奴或把债奴卖到国外。贵族和平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地位与权利的不平等，必然激起矛盾，导致冲突。平民展开反对贵族的斗争，要求分得土地，取消债务奴役，同时在政治上也要求维护人身自由和合法权益，特别是富裕平民要求享受与贵族平等的权利，参与政权，结束贵族独揽大权的局面。

共和国建立后不久，罗马平民便掀起反对贵族的斗争；这两个等级的斗争延续两个世纪之久。在斗争过程中，平民联合起来，屡次采取“撤离”运动，即以集体退出公民公社和军队作为斗争手段，迫使贵族逐渐作出让步。公元前494年平民因不堪忍受债务奴役举行第一次撤离，一群平民，连同他们的家庭一起，离开罗马城，走向被称为圣山的阿文廷山。他们按照古老的惯例，宣读彼此支持的共同誓言。当时罗马面临外敌侵袭的紧张局势，平民的撤离使贵族大为惊慌，只得向平民妥协让步。从此以后，平民每年可选出两个保民官，以保护平民免受贵族官员的专横暴虐，保民官的人身不可侵犯。

后来平民屡次利用撤离手段进行斗争迫使贵族妥协。到公元前474年，平民按特里布斯（地域部落）召集会议已获正式承认，称作平民会议，经该会议通过的议案称为平民决议。为了限制贵族滥用职权，随意解释习惯法，平民要求制定成文法。经过一番斗争，成立了拥有全权制订法律的十人团，于公元前451—450年公布了十二铜表法。该法典基本上是习惯法的汇编，其实质是维护贵族奴隶主的私有财产。然而，法律既已编订成明确的条文，量刑定罪以此为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在司法上的专横行为。平民达到公布法律的目的后，继续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公元前449年瓦列里乌斯和荷拉提乌斯当选为执政官，实施了一项重要法案，规定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平民决议。大概在此同时或稍后，贵族也被允许参加按特里布斯召开的立法会议，于是增设特里布斯大会作为新的公民大会。公元前445年，根据坎努利优斯法，废除了十二铜表法中平民与贵族通婚的禁令。次年设置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政官职位，初为3人，后增至6人，并规定平民也可当选。公元前5世纪末和4世纪初，罗马接连不断地进行对外战争，平民和贵族斗争一度沉寂，共同对敌，但不久后重又爆发，并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传说经过十年斗争，终于在公元前367年通过了著名的保民官李锡尼和绥克斯图法案：所有债务的已付债息折作本金计算，尚欠部分分三年偿清；占有公有地的最高限额为500犹格；取消军政官，重选执政官，两执政官之一须由平民担任。该法案的通过，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胜利的一个里程碑。既然平民获得担任最高官职的权利，其他原有和新设的官职如高级市政官、独裁官、监察官、执法官，也都陆续对平民开放了。同时，平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斗争也有进展。公元前326年通过了波提利阿法，禁止以人身抵债，实际上废止了债务奴役制。公元前287年，平民举行最后一次撤离。结果，平民出身的霍腾西阿被任命为独裁官，颁布了一项法律，重申平民决议对全体公民都有法律效力。

罗马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罗马平民在斗争中表现了顽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但这一斗争却是非暴力的，没有选择战争、内乱等流血方式。应该说，罗马平民的斗争方式是聪明的、成功的。是否平民的胜利，贵族的妥协就意味着贵族失败了呢？不，贵族的妥协意味着罗马贵族找到了发展自己的有效方式，扩大了统治基础，完善了统治体制。平民虽然取得了权利，但贵族的地位没有削弱。原来只有平民参加的平民大会，后来贵族也参加进来了。而由于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很快平民大会就被贵族控制了。元老院成员由贵族组成，其权力和影响都增加了。平民更多地参与政治，使政府的权威增加了，效率也提高了，更重要地，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增强了。

3.更典型并更具操作性的妥协是贵族之间的妥协

罗马平民如此团结和有组织的确非同寻常。更多的情况是：由于平民政治经济地位比较低，教育和从政能力也有限，平民通常是在倾向平民的贵族的领导下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即便在古雅典实行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地方，垄断民主政坛的依然是贵族。近代英国的议会民主在1215年逐步发展，到1688年已经基本完成，但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英国议会实际上由贵族把持。也就是说，宪政源于妥协，这种妥协更直接地表现为贵族之间的妥协，通常是倾向平民，要求政治改革的贵族与维护贵族传统权力的保守贵族之间的妥协。

在君主国家，对国王专制权力能够形成制约的可靠力量也来自贵族，这在很多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可以看到。宪政和民主正是在这一相互制约造成的王权的缝隙中产生并壮大起来的。

在古希腊，公元前8世纪，雅典王子提秀斯完成了阿提卡半岛统一，建立了国家。其后氏贵族掌握政权，原来作为最高首领的巴西硫斯(国王)被三位执政官所代替，这是共和政治的雏形。[1]这里最应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其后氏贵族掌握政权，原来作为最高首领的巴西硫斯(国王)被三位执政官所代替”。这是走向宪政，防止权力垄断于个人的最为关键一步。是谁取代了国王？是后氏贵族。这些后氏贵族通常是同辈中不分高下的兄弟。三个人共同执政必须依赖规则，而不能是一个人说了算。这就与宪政比较接近了。

在罗马的王政时代，贵族在国王的选择上以及在国王权力的制约上都起相当大的作用。当最后一任国王高傲者塔克文蔑视贵族的权利独断专行的时候，贵族们就干脆将他推翻，并最终在罗马建立了宪政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有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等相当复杂的权力制约机制。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民主宪政体制的建立也是国王与贵族之间进行长期斗争并最终达成了妥协的产物。

4.中国古代也有贵族间妥协并走向宪政的可能

即便在最典型的专制国家——古代中国，贵族对于国王的制约作用也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在春秋中期以后，贵族势力强大，对国君的权力形成强有力的制约。这些贵族是从两个途径形成的：一是国君的子弟。周代实行“亲亲”制，即多任命国君的亲戚子弟担任要职。像鲁国的“三桓”，是鲁桓公的3个儿子之后。郑国的“七穆”，是郑穆公7个儿子之后。宋国的“六族”，是宋戴公、庄公、桓公、文公、武公、穆公之后，华氏、乐氏是戴公的后代，鱼氏、向氏是宋桓公的后代。卫国的宁氏“七世卿族”，是卫武公的后代。齐国的高氏是齐文公子公子高的后代，国氏也是公族之后；贵族的另一来源是功臣之后。如齐国的管氏是管仲之后，鲍氏是鲍叔之后。这些贵族们往往依凭封邑的力量同国家政权对抗。春秋晚期，鲁国的国君大权旁落是有名的，权柄落在“三桓”手中，特别是季氏长期执国政。鲁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的士兵攻打季氏。由于孟孙氏和叔孙氏认识到，若没有季氏，这两家的处境也会危险。于是孟孙、叔孙两家率领族军支援季氏，孟孙、叔孙两家援军一攻，昭公的士兵就被打败了。鲁昭公在兵败后只好跑到国外。[2]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鲁昭公在与三家贵族的斗争中不是出走国外，而是与三家贵族达成某种妥协，那就与宪政制度相距不远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多国家走向宪政民主或专制制度的关节点。

在清初努尔哈赤死后的情况更能清楚地看清贵族在通向民主宪政抑或君主专制制度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努尔哈赤谢世的当年十月，诸贝勒推举皇太极“嗣父皇登大位”。遵父临终旨意，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南面坐受”朝拜，共商国是。当时八和硕贝勒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行政上，四大贝勒平起平坐，共同裁决军国大计，无君臣体统。经济上，有人必八家分养，土地必八家分据。即使一人寸土，贝勒不容于上，上不容于贝勒，“事事制肘”。军事上，各和硕贝勒所将之兵，势力均衡，汗无指挥权。皇太极有“一汗虚名”，实无异一旗贝勒。

皇太极深感汗权与旗权之间矛盾严重，不利于汗权集中。于是，他决心改变四大贝勒俱面南坐的制度，开辟“南面独坐”的蹊径。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年）三月，皇太极抓住阿敏不与明军交战，弃永平四城而归的过失，宣布他十六大罪状，将其免死幽禁。这样，四大贝勒掌权变为“三尊佛”执政。代善乖巧地提出让皇太极中坐，他与莽古尔泰侍坐两侧，“以昭至尊之体”。次年，莽古尔泰因大凌河之役顶撞皇太极，“抽刃出鞘”，被革去大贝勒，降为诸贝勒之列。尔后，莽古尔泰病死，又以密谋“要夺御位”，追夺封爵，并收缴了他的正蓝旗。代善则誓表忠贞。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一体独尊”的希冀实现了。[3]

我们在这里能够清晰地看到有一种可能性，即几个贝勒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建立一种制度防范任何一方形成垄断局面的可能性。如果贝勒们能别有政治眼光，而不是苟且偷安以图自保；如果每一个贝勒都能对其他贝勒的被贬与自己将来的被贬密切地联系起来；而不是像代善那样只满足于做一个高级臣仆，这样防止专权的宪法制度的建立就是有可能的。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成功的摆脱君主专制的政治实践，也从未想象过离开专制君主国家还能被有效管理；而在古代希腊、罗马城邦中这样的经验非常丰富。

5.贵族之间达成妥协的逻辑可能

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基本上有两种维系稳定的方案：一种是君主高踞其上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层级结构中，下级服从上级，最终全国服从君主一人。于是，国家的政治秩序就稳定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最高国家权力不是由一个人行使，而是由不同的人在互相制约平衡中在一定的规则的主导下实现。这就是民主宪政的雏形。困难在于这一平衡状态非常脆弱，极难实现。

那么，是谁能够进入这个相互制约的体系中去？只有国王和贵族有能力、有资格进入。他们是难分伯仲的兄弟，是地产家业相当的财阀。平民过分弱小，也过分分散，通常依附于贵族的势力之下很难独立发挥作用。

无论国家有多大，其权力体系的建立总是由一个小的核心开始的。这个小核心团体内部的关系对于未来国家的权力体系的样式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熟知三国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我们假设刘关张发誓要结义，而在结义的时候约定任何事情按照多数意见办，那就朝着宪政的方向走了。实际情况是，刘备是大哥，最后按照刘备的意见办。由刘备做主，确实反映了我国的传统影响，因为刘备是当朝皇帝的本家，其祖上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当然更可追溯到刘邦。但是我们在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发展的可能性。谁能对刘备构成制约呢？当然是关羽和张飞了，连诸葛亮、赵云恐怕也没有关羽和张飞的制约更为有效，更不用说那些更下级的官员，乃至百姓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宪法的确更像一个契约，是一同打天下或抢劫的哥儿们之间的契约，是势均力敌的世族大户之间的契约。有了宪法或宪政仅仅是第一步，通向民主的路还很漫长，更多时候未达民主既已夭折。但宪政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只有实现宪政，民主才能在世族大户的竞争的狭缝中逐渐成长起来。

专制依靠暴力和欺骗，其最得力的支持来自平民或穷人

摘要：

首先，专制统治主要是通过暴力和欺骗两种手段建立起来的。自然，有时专制统治者会顺应民众的一些要求，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建立和维护专制统治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动机。专制统治不是依靠妥协和说服而是靠压制得以建立和维护的。暴力使人们不敢不服从，而欺骗则使人们自觉自愿地从内心里服从。一个成熟的、长期的专制政权更多地依靠欺骗而不是依靠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政权。欺骗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成功的手段就是神化专制统治者。

其次，专制统治者肯定打击贵族和富户。打击贵族和富户是因为这些人势力巨大，而且见识也相当深远，是专制统治者推行专制的有力竞争者。富人希望保持现有的秩序和法律不被破坏而他们的地位和财产也得到保障。打击贵族和富户的另外一个原因本质上是劫富济贫。利用剥夺的贵族财产分给穷人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权的支持。在专制统治进一步发展起来以后，受到打击的就是他们的自家兄弟，或帮助他实现了专制权力的亲密战友。一旦专制权力形成，专制统治者完全可以绕开自家兄弟或身边打江山的功臣而直接获得对自己权力更少威胁的更下层的官员和民众的支持。只有自家兄弟和自己亲密的战友才构成对自己权力的威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形，高级幕僚在自己领袖面前噤若寒蝉，专制统治者也视他们为最可怕的阴险的敌人，但对普通百姓则非常随和亲善。这倒成为领袖的美德而被人们称颂。

最后，专制统治者最可靠的支持力量来自平民或穷人。专制统治者想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政权；而穷人则想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利益以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有共同的要求，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简单地说，领袖带领这些穷人抢劫富人，在这个过程中，领袖成为专制统治者，而穷人得到了他们期望的利益。

正文：

1.专制统治依靠暴力和欺骗

在雅典，梭伦立法以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雅典公民内部派别斗争又趋激烈，出现了平原、山地、海岸三派相持不下的局面。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山地派的领袖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成功地建立了僭主统治。僭主政治是希腊历史上一种特殊形式的专制制度。我们从希腊僭主政治的产生过程也可大体理解专制制度得以确立和保持的原因。

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和墨加拉争夺萨拉米斯的一次战斗中，战功卓著，占领了墨加拉的港口尼塞亚，从此声誉鹊起。“他对于自己本来没有的优点，能够模仿的很好，比真正有这些优点的人博得更多的信任。”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故意弄伤自己，然后佯称是敌党分子所为，于是，在山地派的支持下，组建了自己的卫队（最初只有五十人），并依靠这支武装力量占领了雅典卫城，成为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第一次在雅典的统治只延续了三四年便被驱逐出境。此后，庇西特拉图先让他的一些支持者在雅典内广为宣传，称雅典娜将亲自把庇西特拉图送回雅典。然后，他让一个身材高大而又美丽的叫做佩阿的色雷斯妇女装扮成雅典娜的模样，同他一起坐车进入雅典。但不到一年，庇西特拉图被迫再次出走。他在国外积蓄力量，寻求多方支持。近十年后，他率自己征募的雇佣军在马拉松登陆，再次夺取政权。从公元前541年开始庇西特拉图牢固统治雅典，直到公元前527年逝世后，其子又继而统治了18年，公元前510年被人民推翻。[1]

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历史上是一个出了名的好僭主。亚里斯多德评述说：“庇西特拉图处理国政是温和的、而且是宪法形式的；他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在他统治时期，从不与大众为难，总是致力和平，保持安靖；所以人们常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就是这样好的僭主也一样是通过欺骗和暴力取得权力的。

希腊其它城邦的僭主政治的建立也与庇西特拉图类似。例如，麦加拉的色阿季尼，利用当时人们对政治的不满，率领一支饥饿的贫民冲击富人的牧场后，众人决定他可以拥有随身扈从，随后他便将这支军队扩大，并以此推翻了政府。

2.僭主政治的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打击贵族。

希罗多德记载，科林斯僭主皮里安德就治国安邦之策问计于米利都僭主特拉绪布鲁斯。特拉绪布鲁斯并不直接回答使者的问题，只是将其带至城外的一片谷地，并将突出的穗子统统剪下抛掉，然后便打发使者走了。皮里安德对此心领神会，明白这无非是要他消灭城邦中最有势力的贵族。他镇压了一批贵族，又将一批贵族在科西拉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庇西特拉图当政时期，贵族西蒙遭到暗杀。阿尔卡美昂家族的房屋被铲平，甚至其死去成员的尸骨也被掘出抛至国外。许多逃亡贵族的子女作为人质被送往那喀索斯岛的吕格达弥斯处监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们时常流放贵要，因为他们正是自己的匹敌，留在国内就妨碍着自己的权势。贵要们也的确可以不利于僭主，贵要们或是自己想起而执政，或是因不愿成为虐政下的奴隶，常常会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僭主的活动。”[2]经过僭主政治对贵族政治的打击，就贵族个人而言，“日益变成城邦的仆人，法律的机器，而不再是权力的专断行使者。”

3.僭主政治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普遍得到平民或穷人的支持。

僭主本身也采取措施满足平民的利益要求从而争取平民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剥夺和牺牲贵族是他们必然采取的措施。例如，西息温僭主奥萨哥拉出身贫贱，他上台后解放了这些农奴，对多里安人则加以侮辱。庇西特拉图则是由于领导了一次山地和海滨贫民对平原派(富户)的暴动而成为僭主的。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总的说来对农民比较关怀，也支持平民势力而反对贵族。他继续执行梭伦的立法，使雅典仍然按梭伦改革确定的路线发展。公民大会和执政官的选举照常进行，只是担任官职的人皆属他的党羽。他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其政治地位，以低利贷款支持农民种植葡萄。在把司法权集中于城邦政府的同时，又设立乡村巡回法庭，就地解决纠纷，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干扰。他还经常四处视察，解决僻远山区农民提出的问题。尽管他组建私人卫队并过着豪华的生活，平民对他的僭主政治犹有好感。

4.暴力征伐的泛滥摧毁了罗马共和国

在罗马共和国的崩溃和帝国的建立过程最能清晰地看清暴力或军事征服在确立专制政权中的作用。

随着罗马共和国的扩张，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级越来越保守和顽固。当时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在农村无地可种，因为富人不肯让出其占有的公有土地。公元前133年，受穷人拥戴的贵族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保民官。在他的有力推动下通过了土地法案。然而，他的土地法案受到了保守贵族的强烈反对。一年保民官的任期很快就要到了，得到农民支持的提比略决定竞选下一年度的保民官，但这违反了法律不得连任的规定。选举日那天，支持和反对提比略的两派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提比略的300名支持者被打死，他本人则被两个元老用一条破板凳活活打死。这一流血事件拉开了长达百年的内战时期。十年以后，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又提出了改革方案，结果导致了一场更大的暴乱。盖约让奴隶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而他的3000多名支持者被以“法律和秩序”维护者自居的暴徒屠杀在罗马街头。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以后，元老院的权力比以往增大了。但这时罗马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已经极度腐败。在朱古达战争中，元老院元老和指挥作战的司令官接受敌人朱古达的大量贿赂，有意不尽力作战，因而屡遭失败。朱古达甚至说：“如果我能找到买主的话，整个罗马城也可以卖出去。”

面对这样一种危局，马略首先对军队进行了改革，将征兵制改为募兵制，规定：凡是自愿而又适合服役的公民都可以入伍，士兵入伍必须服役16年，服役期间由国家供养，并发给薪饷和武器，老兵退役后还分给份地。这一改革铲除了罗马共和制的基础，为罗马过渡到军事帝国创造了条件。在政治上，这一改革以及随后的发展，使得罗马军队逐渐地不再为国家而战，而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军队变成了以暴力手段满足自己要求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往服役是罗马公民的一项权利，由于没有薪饷，武器和装备又得自己准备，服役只能是有钱的人才能承担得起。以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队只知忠于共和国；而现在兵和将领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兵依赖将领分发的战利品满足自己的欲求，而将领则通过分发战利品换取军队的忠诚，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并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到这个时候，罗马军团就无异于一个个劫匪了。

公元前87年，两个罗马将领苏拉和马略因为争夺与本都军队作战的统帅权而发生了激烈的火并。苏拉的支持者包括苏拉的女婿都在冲突中死于罗马广场或大街上。逃出罗马的苏拉煽动士兵哗变，并率领六个军团向罗马进军。两只罗马军队在罗马城进行了一次正规的战斗，结果苏拉一方打赢了。马略兵败逃亡，而支持马略的人被宣布为“公敌”，任何看见他们的人都有权杀死他们而不受处罚。

在苏拉征讨小亚细亚的时候，反苏拉的马略和秦纳又控制了罗马。面对苏拉党人的攻击，他们像苏拉一样用军队包围了罗马，元老院屈服。马略一进城立即对政敌进行残酷的迫害，执政官和其他被杀害的人的头颅被悬挂在公共场合。苏拉被宣布为公敌。

苏拉草草地与真正的敌人本特拉达特斯六世签订了和约，再一次杀回意大利。苏拉宣布40名元老和1000名骑士为公敌，后来被宣布为公敌的人数越来越多，数千人被杀，他们的头都被割下来悬挂在广场上示众。杀人不分场合，不分时间，神庙、大街、私人住宅都是杀人场所。丈夫被杀死在妻子面前，儿子被杀死在母亲怀抱之中。罗马人人自危，许多并未参与党争的无辜者也惨遭毒手。仇恨使苏拉部属乘机公报私仇，趁火打劫，大发横财。

苏拉又成功了。他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并给自己冠以“幸运者”的称号。在血腥和恐怖的局面下，他抛弃了一切传统和法律而用他的军队控制了罗马和意大利，成了事实上的国王和僭主。出人意料的是苏拉并没有在独裁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公元前79年，他突然宣布辞职。一年以后在滨海别墅里安静地去世。罗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所有的元老和高级行政官员都参加了他的葬礼，全城居民，有的是怀念，有的是害怕，都来向苏拉的遗体告别。

苏拉独裁统治时间虽短，但影响却是深远的。共和制、元老院、公民大会都已成为昨日黄花，风光不再。强权和军事征服是决定罗马统治者的最后力量。

公元前60年，受到元老院蔑视的军事统帅庞培、克拉苏和凯撒结成秘密同盟，三人共同对付元老院。自然，同任何依靠军事征服获取权力的情况一样，没有永久的同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克拉苏在攻打帕提亚人时兵败被杀。庞培与凯撒成为敌人，罗马又一次陷入暴力冲突中。凯撒杀入罗马，庞培出逃。幸运的是凯撒对政敌采取了宽大怀柔的政策，没有进行公敌宣告。公元前48年，庞培和凯撒展开了决战，庞培兵败被杀。

虽然罗马饱受屠戮，但共和的阴魂依然不散。公元前44年，意欲挽救共和，反对独裁者的罗马元老刺杀了凯撒。

之后，罗马再一次重复了历史。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组成了三人同盟与元老院战斗。结果又一次同盟的各方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最终在公元前30年，屋大维战胜了安东尼，取得了内战的最后胜利。屋大维创建了元首制，共和国结束了，罗马帝国开始了。然而，罗马帝国建立在共和国的废墟之上，形式上保留着共和国的所有形式。共和国的阴魂依然危害着帝国的存在，由于始终没有建立起帝国皇帝的世袭制度，罗马帝国就更加不稳定，而一旦覆灭就再也没有恢复起来。[3]

5.从希腊的僭主政治到罗马帝国的建立，我们可以看到专制统治的一些基本规律。

首先，专制统治主要是通过暴力和欺骗两种手段建立起来的。自然，有时专制统治者会顺应民众的一些要求，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建立和维护专制统治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动机。专制统治不是依靠妥协和说服而是靠压制得以建立和维护的。暴力使人们不敢不服从，而欺骗则使人们自觉自愿地从内心里服从。一个成熟的、长期的专制政权更多地依靠欺骗而不是依靠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政权。欺骗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成功的手段就是神化专制统治者。

其次，专制统治者肯定打击贵族和富户。打击贵族和富户是因为这些人势力巨大，而且见识也相当深远，是专制统治者推行专制的有力竞争者。富人希望保持现有的秩序和法律不被破坏而他们的地位和财产也得到保障。打击贵族和富户的另外一个原因本质上是劫富济贫。利用剥夺的贵族财产分给穷人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权的支持。在专制统治进一步发展起来以后，受到打击的就是他们的自家兄弟，或帮助他实现了专制权力的亲密战友。一旦专制权力形成，专制统治者完全可以绕开自家兄弟或身边打江山的功臣而直接获得对自己权力更少威胁的更下层的官员和民众的支持。只有自家兄弟和自己亲密的战友才构成对自己权力的威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形，高级幕僚在自己领袖面前噤若寒蝉，专制统治者也视他们为最可怕的阴险的敌人，但对普通百姓则非常随和亲善。这倒成为领袖的美德而被人们称颂。

最后，专制统治者最可靠的支持力量来自平民或穷人。专制统治者想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政权；而穷人则想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利益以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有共同的要求，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简单地说，领袖带领这些穷人抢劫富人，在这个过程中，领袖成为专制统治者，而穷人得到了他们期望的利益。

人民选择政治制度的能力是有限的

1.人民在选择政治制度上的有限作用。

自古以来，有眼光的政治家就认识到了人民的作用。到近代，由于人民主权学说风行世界，人民更益发被政治家们吹上天：“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等等类似口号在各国都传唱不绝。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外交辞令：尊重某某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然而，人民能选择吗？他们有机会选择吗？人民到底在历史进程中起什么作用？这的确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阿富汗是一个非常晚近的我们得以仔细观察的由无政府状态重新恢复政治秩序的国家。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发生的。

2.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阿富汗。

阿富汗，一个夹于大国之间的内陆小国，人口两千万。阿富汗国王阿卜杜尔·拉赫曼(1880-1901)认为，阿富汗如同“两只狮子之间的一只山羊，或者夹在两块磨石之间的一粒小麦”。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同时保持与两大帝国（俄国与英印）的友好关系。他为阿富汗确立了中立的外交政策。然而，阿富汗的中立政策没有国际条约的保护，一旦某个大国执意要侵犯其主权，其独立的丧失就不可避免。

1963年，查希尔国王迫使达乌德下台，开始倾向美国，但并未放弃中立政策。1973年，在亲苏势力的支持下，达乌德发动政变重新上台，建立共和国。虽然达乌德初期有所亲苏，他不久就作出调整，再次恢复了中立传统，直到1978年亲苏势力发动政变为止。

1978年以前，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的阿富汗与东西方同时保持着平衡的关系，而东西方也在阿富汗维持着某种默契。美国默认苏联在阿的独特地位，但希望保持阿富汗的中立地位，以经济、文化渗透对抗苏联的经济、军事渗透。

3.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

1978年，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建立了亲苏政权。战后原有的政治结构和中立传统终于被打破，君主制土崩瓦解。军事政变之后，人民派与旗帜派发生冲突，前者独掌权力；接着，人民派的温和派领袖、党的总书记塔拉基与激进派领袖阿明又发生火并，阿明最终清除了塔拉基。人民民主党、尤其是阿明奉行的激进的土地改革、妇女政策和亲苏外交政策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由原教旨主义主导的反政府运动最终形成燎原之势。由于担心原教旨主义浪潮危及中亚地区，以及在阿多年经营毁于一旦，苏联于1979年正式入侵阿富汗。

阿富汗人民将1978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党政权视为非伊斯兰的苏联傀儡，从而开始了一个包括社会各方面的广泛的反政府武装斗争，这一斗争在苏联入侵后则演变为一场空前规模的全民抗苏战争。阿富汗的抵抗组织数量众多，基础不一。概而言之，它们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基于意识形态的组织和传统组织，前者包括原教旨主义、左翼和自由主义的组织，后者包括逊尼派传统主义组织及部族、地区组织。最后，抵抗组织依据教派划分，分别成立逊尼派七党联盟和什叶派八党联盟，总部分别设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对外关系方面，抵抗组织得到了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广泛支持。其中，美国、英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最主要的援助国，它们提供了大量的金钱、武器和人员培训。因此，阿富汗成为美苏全球冷战的主战场。

4.苏联撤出，阿富汗本国各势力之间陷入更加残酷的内战。

1989年，苏联被迫撤出了阿富汗。1991年苏联的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结束。北方邻国暂时退出了在阿富汗的角逐，华盛顿也转而采取间接方式操纵阿富汗。从19世纪以来，阿富汗第一次不再有大国的干涉。但如果有人认为外国撤出以后，阿富汗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和平，人民就可能自然地选择适合本国的政治体制，那就错了。没有外国的干预，本国政治势力之间的厮杀更加血腥。

为了抵抗苏军的占领，阿富汗各民族各部落纷纷揭竿而起，成立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抗苏武装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点燃了长达8年的抗苏斗争烽火。在长期的斗争中，逊尼教派的7个伊斯兰抗苏组织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建立了总部并组成七党联盟；哈扎拉族什叶派的8个伊斯兰抗苏组织则以伊朗为基地，在抗苏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合并为伊斯兰团结党。

苏军撤退后，伊斯兰武装组织和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权之间的内战随即拉开了帷幕。苏联解体后，纳吉布拉政府失去了靠山，继续统治困难重重。这时，政府军中的杜斯塔姆将军率其乌兹别克族民兵倒戈，投靠塔吉克族人拉巴尼和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他们攻占了首都喀布尔，人民民主党(后改名为祖国党)政权彻底垮台。

然而，这场内战刚刚结束，伊斯兰武装组织之间为争夺中央权力和地盘又爆发了新的内战。4月24日，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逊尼派七党联盟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白沙瓦协议》。协议规定，由民族救国阵线主席穆贾迪迪为首的临时委员会回国执政两个月，然后把政权交给以伊斯兰促进会主席拉巴尼为总统、伊斯兰党主席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为总理的新政府。该协议把以伊朗为基地的八党联盟—伊斯兰团结党排除在政府之外，而希克马蒂亚尔对自己仅任有职无权的总理深感不满，始终不肯到总理府就职，这就为新一轮更加激烈的内战埋下了祸根。拉巴尼、马苏德和杜斯塔姆的武装攻占喀布尔后，其他各派也加紧向首都调兵遣将，想抢占一块地盘，以便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4月26日，马苏德的军队与前来争夺首都控制权的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武装在喀布尔西南郊展开激战。临时总统穆贾迪迪就是在这场激战的炮火中走马上任的。他一上任就对除纳吉布拉以外的前政府军政人员实行大赦，十多万纳吉布拉政府军的官兵带着武器甚至坦克、大炮和战斗机分别投靠了各路伊斯兰武装组织。这又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内战从军事技术人员和武器上准备了条件。与此同时，在抗苏时期尚能协同作战的各路伊斯兰武装组织，为了抢占大小城市和战略要地不断发生流血冲突，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内战。

根据《白沙瓦协议》，拉巴尼于1992年7月接替穆贾迪迪出任总统，并要在4个月任期内组织全国大选。但是，拉巴尼一掌权就置协议于不顾，排除异己，任人唯亲。1992年末操纵“贤哲委员会”单方面把自己的总统任期延长18个月。这就引起各伊斯兰武装组织特别是一直想问鼎中央政权的希克马蒂亚尔的强烈不满。希克马蒂亚尔首先对拉巴尼和杜斯塔姆的联盟施离间计。拉巴尼和马苏德一方面担心拥有近3万兵力的杜斯塔姆久留喀布尔会成为“人室之虎”，威胁到其政权的生存，另一方面屈服于希克马蒂亚尔关于“全面消除前共产党分子”的压力，把杜斯塔姆赶出了首都。拉巴尼和马苏德的这一失策之举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也使穆斯林武装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内战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怒火中烧的杜斯塔姆回师阿富汗北部后，以马扎里沙里夫为基地反对拉巴尼中央政府，不久又与其宿敌希克马蒂亚尔以及伊斯兰团结党捐弃前嫌，达成君子协定，共同把拉巴尼拉下马。拉巴尼随即把希克马蒂亚尔及其伊斯兰党驱除出政府。希克马蒂亚尔则发表声明，称拉巴尼无权这样做，不承认他为总统。从1994年1月1日起，希克马蒂亚尔和杜斯塔姆联手向拉巴尼和马苏德控制下的首都喀布尔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攻势。双方使用了飞机、坦克、大炮和火箭等重型武器，战斗空前激烈和残酷，数以万计的难民四处逃难，惨况空前。[1]

5.极端邪恶的塔利班乘机崛起。

1994年以后，塔利班武装突然出现并加入在阿富汗内战中。奥马尔等人于1994年10月在巴阿边界城市基达成立了“塔利班”，奥马尔当选为“最高委员会”主席。11月初，巴基斯坦一支开往中亚的外贸车队在阿富汗境内坎大哈市被伊斯兰党的武装扣押，塔利班便乘机打回国内，仅经过几天战斗，不但解救了车队，而且占领了整个坎大哈市。接着，塔利班一鼓作气攻占了伊斯兰党控制的阿东南12省。1996年9月，塔利班更打败政府军，攻占首都喀布尔，其所控制的领土一度达到全国领土的95%。但塔利班的崛起引起其他各派的担忧，1996年10月，马苏德、杜斯塔姆和哈里里成立了“阿富汗最高防御委员会”共同抵御塔利班，阿富汗内战进一步扩大了。

各武装组织为争权夺地，展开了惨况空前的内战。内战的血腥程度甚至超过苏联占领时期，因为城市第一次成为战场，喀布尔几乎成为废墟，阿富汗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塔利班崛起后，坚持向反对派北方联盟发动无休止的“圣战”，企图实现一家统治阿富汗。因此，内战不但消耗了国家的全部精力，使工厂倒闭，土地荒芜，经济奄奄一息，人民跌入更加贫困的深渊，而且导致了民族、部族和教派等矛盾空前加剧。阿已变成为世界上最贫困、最落后的国家。内战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人民群众家破人亡。700万人沦为难民，其中400万人流亡在巴基斯坦，300万人逃到伊朗避难。他们有国不能回，有家不敢归。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感到前途渺茫，对那些坚持打内战的大小武装组织头目强烈不满。

1996年，以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为特点的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并逐渐控制了全国90%以上的领土，北方联盟退居北方。[2]按照我们通常的历史常识，并结合阿富汗实际政治势力的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没有“9.11”的发生和美国等国际社会的介入，塔利班控制整个阿富汗，恢复政治秩序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待。

6.无奈而绝望的人民及其疯狂厮杀的领袖。

问题是：人民在这个政治进程中能起作用吗？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足两千万的人口中竟有七百万难民流亡国外，他们除了无奈还有什么？那些没有流亡国外的人就喜欢内战吗？不，他们痛恨到了极点！假使塔利班获得全国政权？他们自己必然要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然而，人民真的支持他们吗？他们不支持塔利班，反对塔利班又有什么办法？塔利班最强大，他们打败了其他所有竞争政治势力。人民除了无奈地接受，还有其他选择吗？没有了！

我们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由无政府状态重新建立秩序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人民，百分之七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无奈的旁观者。只有百分之十，甚至更少的人积极地投入于不同政治集团下对政治进程发挥着作用。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抑或政治野心家率领着各自的政治军事集团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搏杀。是谁追随在领袖的身旁？是另外一些小的政治领袖和小的政治野心家，他们构成这些政治集团的骨干和最为活跃的分子。更多的人或者因为信仰，或者因为生活所迫，或者因为其他偶然的原因盲目地追随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下进行着盲目的厮杀。这些政治军事集团不由自主地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根本停不下来，直到最终有一支政治集团打败了所有的竞争者。新的政治秩序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专制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有可能选择吗？那百分之九十的人民选择了吗？那百分之十的人又有多少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也许中国唐人魏征和李世民将人民比喻为“水”是很贴切的：它力量巨大无穷，但从不主动。它或者在人们的驾驭下载舟行人；或者在风的作用下掀起惊涛骇浪。在人们精心设计的沟渠水库的引导下，它是取之不尽的“幸福之源”；而没有堤防大坝，它就是无法抵御的滔滔大祸。这个堤防大坝就是法律制度，更具体地说就是民主宪政制度。

时代的发展使实现民主宪政的代价越来越低

1.貌似强大的独裁统治实则不堪一击。

1998年3月10日，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选举苏哈托为下届总统。次日，苏哈托正式宣誓就任印尼总统，任期五年。这是他连续第七次担任总统。此时距离1966年3月苏加诺被迫把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苏哈托已经整整三十二年了。苏哈托已经77岁，垂垂老矣！独裁者很少有主动下台的，一则人的权力欲望没有止境，二者独裁制度下下台的统治者人身安全和社会地位都很难得到保障。

然而，老迈的苏哈托遭遇到严重的挑战。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印度尼西亚。印尼发生30多年来严重的暴乱。5月16日，印尼军方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雅加达连日暴乱死亡人数为499人，军方发言人莫孔唐根在会上表示：“大部分遇害者都是妇孺，亦包括购物中心雇员。”

正在埃及参加15国首脑会议的苏哈托总统提前一天回国，力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平息骚乱。正当局势趋于平缓之际，印尼总统苏哈托领导的专业集团的一个主要派系，突然站出来反对苏哈托，使得苏哈托的统治更进一步陷入危机境地。专业集团主要派系之一的柯斯哥洛（KOSGORD）派发表一项声明，要求苏哈托归还国会对他付托的总统职权。柯斯哥洛派的一名领袖说：“假如他不和平地下台，那么我们就必须迫使他离开。”这是专业集团内部的第一个反叛迹象。这个一度是不可一世的政治机器，已统治印尼数十年。

而当苏哈托处于30多年来最脆弱的时刻，反对派领袖赖斯宣布成立一个由56人组成的“人民议会”，成员包括要求苏哈托下台的著名反对派人士。赖斯也正和反对派的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协调。在印尼这次暴动中，政治异议领袖梅加瓦蒂一再公开呼吁，要军警不要以武力对付示威民众，再度受到各方瞩目。梅加瓦蒂是印尼国父苏加诺的女儿，大学没毕业，未从政之前，梅加瓦蒂只是平凡的家庭主妇，凭着“苏加诺女儿”所带来的名气，她在1987年首度当上国会议员，后来又一度出任反对党“印尼民主党”的党魁。

5月18日，印尼局势的天平出现了新的倾斜。这一天，长期以来一直忠于苏哈托的国会议长哈尔莫科在印尼国会上首次公开呼吁总统苏哈托要为这次大暴乱引咎辞职，军方随即表示国会的要求属于违法，而刚见平静的市面则再转紧张，军队在街上不停巡逻，各地可见有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国内的主要反对派“回教运动”更表示苏哈托在数周内便会倒台。

在这危急时刻，苏哈托在寓所内曾与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维兰托、内政部长、国务部长及军方总参谋长进行半小时的会议。外界盛传，此前苏哈托一整夜都在努力说服军队支持他行使赋予他的特别权利，其中包括宣布军管，但没有成功。不过。军方5月18日宣布不支持议长哈尔莫科的主张。

5月19日，印尼局势再次出现新变化，总统苏哈托表明暂时不愿下台，但公开承诺尽快举行新一届大选，他自己将不会角逐连任。苏哈托与社会知名人士及武装部队领导人举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协商，然后他出现在记者面前。苏哈托在历时15分钟的电视演说中出人意料地表示，他将根据为选举草拟的新法例尽快举行大选，但他不会角逐连任。不过，苏哈托再三声明他不会辞职，理由是此举既不负责任，又不能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况且政治的传承必须依宪法而行，否则流血事故必随之而来。

19日这一天，印尼的学生举行了通宵示威活动，逾15000名大学生重重包围首都雅加达的国会大楼，并誓言准备为改革而死。入夜后，全国各大学的校园仍被示威学生占据，他们表示，除非苏哈托下台，否则不会撤走，军方暂时未见有任何的干预，来自加里曼丹和茂物的学生夜后亦加入集会行列。手持横幅、标语及印尼国旗的学生早上便在国会外举行集会，他们不停高呼民主的口号，另有数百名工人加入示威行列。

印尼“回教运动”组织领袖及主要反对派政客赖斯，呼吁民众参加与印尼学生一起大游行。据称他有2800万回教徒及草根阶层的支持。

5月20日，印尼军方出动15万部队在雅加达各地部署，试图阻挠反苏哈托百万群众示威游行。数千名学生彻夜占据国会大厦，要求当局励行政治改革。在日惹，有数千名学生不理会禁令展开和平示威。

赖斯20日前往雅加达国会大厦，接受上万名反政府示威学生的鼓掌欢呼，并向他们发表演讲。他声称苏哈托的气数已尽，呼吁国会学习学生的勇气，希望全国三军作一抉择：究竟要选择靠拢家财万贯的苏哈托和与他朋比为奸的两百个心腹、亲友，抑或选择站在印尼2亿人民这一边。

面对国内、国外强大压力，印尼总统苏哈托终于宣布辞职，结束其对印尼的32年独裁统治。5月21日上午10许，在雅加达独立宫，执政30多年的铁腕人物苏哈托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他用颤抖的声音透过电视说：“我决定宣布辞卸印尼共和国总统职务，自1998年5月21日此刻立即生效。根据1945